外国人视野中的明清京杭大运河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们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认识。 朝鲜人崔溥《漂海录》中的京杭运河

  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富有史料和学术价值。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明中后期的运河沿岸城镇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是最为繁忙兴盛的。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而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以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崔溥记杭州:“东南一都会。接屋连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绿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这是关于杭州最早的总体描述。记苏州吴江县城:“屋伟壮丽,下铺础砌”,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崔溥所记镇江城北江边的西津渡,丰富了西津渡的具体内容。崔溥所记高邮州州城,是非常难得的反映高邮面貌的一条记载。所记华北最大的商品转输中心临清:“楼台之密,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不独及时地记录下明中期临清之兴盛,南来北往商贩之活跃,兼且对临清作出了符合实际发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别是明代运河城市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更号谦斋,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与正使奉派入明。他在中国逗留5年余,多次沿着运河北上与南下。策彦周良把两次来华的经历,写成记事性的诗文集《初渡集》、《再渡集》,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日记中提到的“和上”即和尚。“廪给”是明朝官方拨给外国使臣的口粮和其他日用品。“扬州府广陵驿”,就是扬州城南的驿站。值得注意的是,日记所载扬州知府刘宗仁对日本使臣一行的热情款待,是中日友好关系史的历史见证。刘宗仁知府不但亲自到驿站看望使臣,而且赠送给他们“美酿佳肴”,日本人则回赠扇子、纸张等物。第二天,知府再次来到驿站,送给日本使者一部《张文潜集》。张文潜,北宋诗人,名耒,字文潜,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为苏轼门下“四学士”之一。日记描述的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安平驿等情况,有助于今天了解当年运河沿岸的驿站。日记对于邵伯和宝应两地,有着较多的笔墨。邵伯的甘棠,宝应的街市,给策彦周良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记载宝应城里有“混堂”,这是当时扬州沐浴业发达的证据。

  利玛窦是明万历年间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在有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谈到,他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了许多运河城市,其中就包括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利玛窦也很感兴趣,并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万历十年至三十八年(1582~1610),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

  建筑材料及其他物品也经运河运输,利玛窦也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万历间)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特别是皇宫被烧毁之后,而据说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被火烧掉……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很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大量建筑材料,不仅足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建成整个的村镇。”由此可见,当时经运河运输的建筑材料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岸一些城镇的发展,运河沿线著名的城镇有临清、济宁、徐州、淮安、高邮、扬州、杭州等。这些工商业发达的运河城镇,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目光。《荷使初访中国记》描述运河沿岸的济宁“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而这么富有情趣、衣着华丽的男女戏子竟也能依靠客人所给的如此微薄的钱生活,真是不可思议”。每逢节日,山东运河沿线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10月18日船到达山东省境。北直隶省的招待人员在这里换上了山东省的。当天下午路过了两个城,在每个城前都停泊了许多船。今天是中国月份的十五,沿路居民昼夜不停地举行宗教仪式,爆竹声,锣鼓声,烧香拜神等等,从午夜起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

  清代苏北运河沿岸的扬州因运河流经,两淮盐商聚集,商品经济也很繁荣。《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五月二十一日,我们来到扬州。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六十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三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淮安清江浦原为清河码头至山阳淮城之间的运河名,后在附近形成集镇,因运河流经,商品经济也极为繁荣。《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淮安清江浦镇:“这个镇分布在河两岸,房舍美观,宝塔壮丽,位于运河和黄河的连接之处,方圆有一华里。该城商业发达,居民富裕,还有很多船坞,制造各种船只出售。”

  临清舍利塔位于城北卫运河东岸,为仿木结构楼阁的砖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塔平面呈八角形,共九层,远眺雄浑高峻,巍峨壮观。《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10月22日船抵临清州。临清州外有一九层宝塔。中国人喜欢在多山地带建塔。这个高大建筑一般总是建在山顶上。整个高度是塔底直径的四倍到五倍。一般总是单数,五层、七层、或九层,越到上层越小,塔底面积最大。”“临清州的塔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建在平地,这在中国是少有的。可能运河是从这里开始挖的,也或者是挖到这里为止。从塔的建筑位置来看,它不是作为守望楼用的,大概为的是纪念这个有实用的天才工程的开工或完工。”

  水闸是调节水位以供船只通行的设施,在当时的京杭运河沿线遍布各种水闸。乾隆年间英国来华使团也注意到了运河沿岸的这种水闸:“御河的水倾入运河之后,为了防止水流太急,又在运河上认为需要的地方安了几道水闸,有的相距不到一哩,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运河水闸没有高低水门。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不需要很多费用。它只是几块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桥砧或石堤的两边沟槽里,当中留出开口来足够大船航行。”“水闸只在每天固定时间开。聚集的船只通过时须要交一点通行税。这项通行税专门用在修理水闸和河堤。每次开闸所消耗的水量不大,水位只下降几时,很快可以从同运河合流的水补充起来。在水流急、水闸与水闸距离大的地方,开闸的时候,水位可能降低一二尺深。”

  在京杭运河尤其是在靠近黄河的河段上上航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当时的船工和水手大都有祭祀河神的习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使节团船只穿过黄河的地方水流很急,为了保证行船的安全,来往船只都在这里祭供河神。使节船长在一群水手包围之中,手里拿一个公鸡,走到前甲板,把鸡头割下抛到水里,然后用鸡血滴在船的甲板、桅杆、锚和房舱门口并在上面插上几根鸡毛。船头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摆成单行,前面又摆上酒、茶、油、盐各一杯。船长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两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祷告神灵。水手们同时大声敲锣、放鞭炮、烧纸、烧香。船长在船头奠酒,依次把酒、茶、油、盐等一一抛到河里。仪礼完毕之后,水手们围坐在甲板上,把祭神的肉食大家痛快吃一顿。等到船只平安渡过对岸,船长还要出来在原处磕三个头答谢河神。”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京杭运河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些外国人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京杭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他们的描述也便于今天的中国人加深对当时京杭运河的了解,对京杭大运河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也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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